以茶待客，以茶联姻、以茶祭祀，历来是云南各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尤其在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中，普洱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云南拉祜族，当男方去女方家求婚时，必须带上一包普洱茶、两只茶罐及两套茶具。而女方家长以男方送来的“求婚茶”品质的好坏，作为检验男方制茶手艺高低的主要依据，并据此确定是否将女儿嫁给对方。在傣族的男女恋爱中，普洱茶也大有用场。少哆哩（姑娘）看中哪个毛哆哩（小伙），便用茶水泡饭给他吃，如果男方也喜欢女方，便高兴地将茶泡饭一口气吃光。布朗族姑娘出嫁，不论娘家家境殷实或贫困，在给女儿的陪嫁品中，茶树都是必不可少的。

“喝茶要喝新，茶叶须保鲜。”这是品茗的一般常识。普洱茶却恰好相反，不但没有保质期，而且存放越久茶香越加醇厚。它追求的是岁月的痕迹，是生命的永恒之美。将陈年老普投入杯中，倒入煮好的泉水，叶片在水中缓缓苏醒，一缕一缕的红慢慢渗透在水中，沉香四溢开来。冲泡好后，茶汤透明，红如宝石，艳若玛瑙，清澈见底，油光可鉴，舌感醇和，爽滑润喉，回甘持久，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陈年普洱茶是时间的醍醐，是光阴对细节的耐心雕凿，更是一种用时间去完成的修行，也是对茶禅一味最好的注释。

普洱茶的后发酵工艺是马帮在长时间的运输过程中形成的，其间蕴藏了天、地、人的机缘巧合。传说乾隆年间，普洱城内有一濮姓茶庄，世代以制茶售茶为业，濮氏茶庄生产的茶被指定为朝廷的贡品。这一年岁贡之时，淅淅沥沥的春雨格外绵长。近四个月的风雨兼程，濮少庄主伙同马帮到达京城后，连忙卸驮验茶，不料一路的风浸雨湿，原本绿中泛白的青茶饼变成褐色。濮少庄主吓得上吊自杀，好不容易被下人救活。贡期迫在眉睫，濮氏茶庄一行惶恐至极地向皇帝呈上那褐色的茶饼。不曾想，乾隆轻呷一口，顿觉醇香直沁心脾，绵甜爽滑，顿时龙心大悦。乾隆问：“此茶何名？”濮氏茶庄一行人吓得只打哆嗦，不敢回答。乾隆又问“何府所贡？”太监忙答：“此茶为云南普洱府所贡。”“普洱府，普洱府……此等好茶居然无名，那就叫普洱茶吧。”之后，濮氏茶庄根据这批贡茶，研究出了普洱茶的发酵工艺，其他茶庄纷纷效仿，从此代代相传。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不少的编剧、导演还将这段故事搬进了电影、电视剧中。可事实上，普洱茶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云南人民把乔木型大叶种茶加工制成普洱茶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云南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同样闻名遐迩，绵延了上千年。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承载着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和民族兴衰，在古道上艰难地行走，用厚重的脚步丈量着大地，坚韧地完成了对数千年历史的串接。

纵览中国的历史，普洱茶始终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密不可分。三国时代，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击败南中（当时的云南）孟获之后，恩威并行，及时安抚当地民心，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指导南中少数民族种植乔木型大叶种茶树，鼓励发展茶产业，促进了民族事业发展。至今，诸葛亮仍被云南许多民族供奉为“茶祖”，茶农尊南糯山为“孔明山”。明朝，为了民族和睦、安民固边，政府鼓励边地各民族发展茶叶，开辟茶园，培植优良品种，用普洱茶同邻国交易马匹、香料、宝石、手工艺品等，从而安抚了一方人民，守住了一方疆土，使之成为功不可没的“绿色长城”。清代，朝廷在云南设置“普洱府”，对茶庄、茶号上贡的好茶及时下旨嘉奖。并以普洱茶为“润滑剂”，勉励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茶山，共同发展普洱茶产业链，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乾隆57年，普洱茶首次做为国礼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从此流入海外，走向世界。

普洱茶因绿色环保并具备消食、减肥、降血脂、防止冠心病等保健功效，深受台胞的喜爱。在海峡两岸隔绝的那个年代，台湾同胞辗转香港购买中国云南的普洱茶，品尝乡土的味道，怀念海峡对岸的祖国和亲人。普洱茶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连接着两岸的血脉之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台胞喝上了祖国的普洱茶。普洱茶有效地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在杯盏中潜移默化地化解了历史遗留的一些心理障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华民族复兴面临新的历史机遇的关键时刻，普洱茶将会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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