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却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他于南宋开庆元年人宋遍参名师，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都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就是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从是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从而名扬世界。

       但是，刘元甫的《茶堂清规》连同他的“和、敬、清、寂”四谛在中国宋代以后却失去踪影，既没有在佛门寺庙中得到传承，更没有被广大茶人们所接受，以致中国茶文化界至今极少有人知道刘元甫的名字和他的茶道四谛。由此亦可反证，茶道观念在中国确实是缺乏丰厚的土壤。

       而在日本，学茶也就是在学佛，学佛必须学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个个和尚都是茶道高手。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卷首就记录千利休的一段话：“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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