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静与骚动
        2003年，一个长期在思茅做花茶的浙江茶商，怀着对云南茶叶的深深失望，转身跟几个朋友合伙投资了一个水泥厂。就在那一年，中国经济终于摆脱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急剧膨胀的外贸出口将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塑造成“世界工厂”。下游迅速扩张的产能与日益庞大的基础建设拉动了对上游能源与原材料的需求，水泥摆脱长期亏损状态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这个茶商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是一个价值在不断重置的时代。令其没有想到的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让北方人纷纷喝起了据说能抗“非典”的绿茶，花茶市场在极度萎缩，云南持续十年的花茶原料（烘青）生产热画上一个休止符，众多茶商都在困惑中，在云南茶产业最低谷的时候一支新兴力量正在强势崛起，其将在不到三四年的时间内横扫中国茶界，掀起了一股惊天动地的普洱茶旋风。 

       2003年，思茅是平静的。2003年5月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依然不愠不火，虽然龙生公司的参评茶品被评为茶王，被茶商当场以1万元一公斤的天价拍走，引起了  一阵骚动外，其余乏善可陈。思茅地区可谓大陆高举普洱茶大旗的先驱，早在1993年，思茅的主政官员就想把普洱茶作为特色产业来抓，不但召开了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还自93年起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普洱茶叶节。通过10年的实践来看，思茅虽然对普洱茶情有独钟，也为普洱茶的推广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来说，无疑是关起门来的热闹，缺乏外界足够的响应。

　　平静，出奇的平静。可就在这平静下，却有暗流在涌动。就在2003年，冷清多年的金实茶叶市场的茶商们突然活络起来，纷纷跑到思茅来，这次他们不是要绿茶，而是要普洱茶，因为他们的台湾、广东客户指名要一家叫古普洱茶厂的普洱茶。原来，思茅古普洱茶厂的100克宫廷普洱茶，在2002年底的广州茶博会上拍出了16万元的天价，创造了自有中国茶叶拍卖历史以来的记录。古普洱茶厂的一小步，却成了普洱茶当代史上的一大步，天价普洱茶的出现点燃了大陆民众追捧普洱茶的热情，特别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媒体的各种关于普洱茶的神奇话题，吊起了国人的胃口，普洱茶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曝光率最高的事物之一，由此看来其不想热也难。

　　 2003年普洱茶才刚开始热，还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众星捧月的地步，普洱茶叶节稍显冷清也很正常。就在这时，一位叫黄传芳的台湾普洱茶“布道者”来到了思茅，其在大街上摆了一个露天摊子，以满腔的热情宣讲着普洱茶，并极力推介其发明的普洱茶新工艺——烘焙普洱茶，引得思茅市民纷纷驻足观看。不久，黄传芳把他的康提茶业公司建在城内的一个果园里，让人见识了原来茶文化还可以弄成人间仙境一般，让人在其中流连忘返。当然，现在来看，黄的果园创举很平常了，我们见到的茶文化展示中心越来越多，越来越独具匠心，但在当时黄的举措无疑具有启蒙意义，毕竟云南还是茶文化的沙漠。在那时候，思茅本土做茶文化做得最好的无疑是兴洋茗茶。吴伟，一个曾经的咖啡商人，于1998年创办了兴洋茗茶，据说其得到台湾茶人的指点，在思茅城内的上海科技中心租下一层楼，建成一个面积达数百平米的普洱茶文化展示中心。作为思茅普洱茶文化的先行者，以及天福茗茶的普洱茶供应商，兴洋茗茶被视为思茅的骄傲，与古普洱茶厂一起被当做思茅普洱茶产业的希望。

　 　二、满城皆做普洱茶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做得早的并不总能笑到最后。到了2004年普洱茶已经大热了，一些传统的普洱江湖大佬，在外资的注入下纷纷通过改制而重新焕发了活力。    2004年无疑是普洱茶界的改制年，大益、下关、普洱茶集团纷纷通过改制而重出江湖。一些以前主要生产绿茶、红茶的大厂，如龙生公司、滇红集团也耐不住寂寞纷纷上起了普洱茶生产线，把自己转变成普洱茶企。中小茶企，甚至小作坊也趁机纷纷新建或转产普洱茶，搞得以前以生产烘青绿茶为主的思茅，一夜之间满城皆做普洱茶。当然，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普洱茶，也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商业间谍满天飞，偷师学艺的更是比比皆是，传统普洱茶厂的发酵师也成了香饽饽，退休的被三顾茅庐请去发挥余热，在职的被偷偷请到外面指导发酵。很多茶厂与其说是在生产普洱茶，不如说在试验普洱茶，奇怪的是，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试验品最后都被市场抢购一空。其中，让人深刻的是，云南花茶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一位钱姓的浙江茶商，其创办的滇桂茶厂也于2005年改卖普洱茶了。这位钱老板可是草根创业的英雄，就是他开启了云南花茶的神话。1993年，浙江金华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带了8万元来到思茅讨生活，他发现用云南的大叶种烘青毛茶来做花茶茶坯，比中小叶种精制率高，成本也降低了不少，于是他试制的花茶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引得他的老乡纷纷闻讯跑到思茅来淘金。就这样浙江与山东商人控制了中国花茶市场，他们在云南收购烘青毛茶，拉到广西横县窨茉莉花，再通过济南茶叶批发市场销往中国广袤的北方，一时间以云南烘青为原料的花茶占据了花茶市场份额的60%，钱老板也从8万元起家成长为上千万资产的富翁，他的老乡资产在百万至千万的还有很多。中国的草根茶商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机会主义盛行，什么茶热就生产什么茶，其经营的企业是典型的候鸟型企业，在不同的热点之间反复迁徙，所以，钱老板等一大批以前做花茶的改做普洱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此外，还有一个叫谢道云的草根茶商也值得提一下，其本是上海知青，留在思茅开办了一个叫明珠茶厂的小厂。明珠虽是小厂，但不能小觑，因为谢老板是云南茶界有名的发明家，其在90年代研制出玉环、玉蝶等新玩意，从而引发了为期数年的云南手工茶热，为云南茶产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普洱茶初兴的年代，谢老板又发明了普洱茶象棋、生肖茶饼、普洱茶奖杯，从而开拓了工艺普洱茶的新境界。

　　 在05—07年是名人与名厂辈出的年代，一代新人换旧人，兴洋茗茶与古普洱公司被迅速湮灭于茶商的汪洋大海，越来越不为人知晓。时代的弄潮儿是勐海系的一干做茶人。以邹炳良、阮殿蓉、王霞为代表的前勐海茶厂员工，创办了海湾茶厂、六大茶山公司、王霞普洱公司等名震江湖的茶企。昌泰公司也凭借着“99易昌号”的神话迅速扩张，勐库戎氏、澜沧古茶、黎明、福海、朗河、一品堂、博友等实力派也在异军突起。做药的龙润也于2006年高调杀入普洱茶界，欲开启全新的的蓝海战略。一时间普洱茶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感于此，2006年，云南作家朱宵华推出了《普洱江湖点将录》一文，大张旗鼓地为普洱茶人排座次，直至排满108座交椅为止。其后不久，朱宵华也投身于江湖事业，创办了《普洱江湖》杂志。该杂志已于2008年停刊，曾经兴盛一时的人物和厂家，很多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身影留在了那个闹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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