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在“神农”时期（约公元前二三千年），中国人就发现了茶树。《诗经》里提到了栽培茶树。中国有世界上第一大面积的茶园，和最长的茶叶历史。曾经站在世界茶叶市场的舞台中央的中国茶叶，戴着世人瞩目的皇冠。

荷兰、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中国茶叶的超级粉丝。他们认同中国茶叶作为饮料的一种，能带给他们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根据《茶叶通史》资料，15世纪初，中国茶叶开始输出海外。外国的商船靠岸，“惟茶是急”。最早输入到西方，则要晚上两百年，是在1607年。

紧接着，英国人成为中国茶的“粉丝”。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商船处购得中国茶叶，向英国国王进贡两磅，每磅价值40先令，这在350多年前是贵得惊人了。茶叶在英国和欧洲一度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英属东印度公司还把中国茶叶转手卖给欧洲获利。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有日渐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竞争力飙升，挤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茶叶贸易的利润空间。荷兰开始发展印尼的茶叶生产，以抗衡英国。20世纪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到印尼买茶，占其购买总量的80%。

“粉丝”荷兰的出走，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茶叶贸易带来多大的阵痛。后来者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垄断了中国的茶叶外销贸易。1860年，英国销中国茶叶，占中国茶叶输出的90%。根据《茶叶通史》记载，到1893年前，英国始终为运销中国茶叶最多的国家。1880年达到顶峰，占中国茶叶总出口的60%—70%，独步英国和欧洲茶叶市场。

东印度公司在赚钱，但它不过是个二道贩子，最大的赢家是商品的主人，当时的大清皇朝。茶叶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商品。在1700年到1753年期间，仅英国商船就向清帝国输送了两千万两白银，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

而英国商船仅拖来了棉花、洋布、钟表等少量产品，价值不抵中国商品的十分之一。

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英国不得不以大量的白银支付。东印度公司随后想出了绝招，卖给中国鸦片以平衡贸易逆差。并要求中国开设更多的通商口岸，好让他们卖给中国人商品。鸦片战争爆发。


一边是，英国急于把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推销给中国，但是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王朝显然没有消化的能力。随着英国国内工业生产能力不断强大以及靠武力取得的大量原料产地，英国完全可以去殖民地生产茶叶，成本更低。

于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商业的力量播下茶叶的种子，长成青枝嫩叶。英国改为大量从殖民地进口茶叶，在当地开设工厂。

为保持其殖民地产品的销路，与之前对中国茶的青睐相反，英国对中国茶的输入采取了直接或者间接限制，中国茶叶销往英国锐减，尤其是红茶。1892年，输入中国茶叶比例降到50%，1917年降至10%，1928年，平均每年销往英国的还不足英国总输入的2%。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海运不便，销往英国数量更少。

持续几百年戴在中国茶叶上的皇冠脱落了。
中国茶：失落的皇冠
日据初期，台北大稻埕码头装卸茶叶的场景。 图／fotoe

错过的文明

衰落是伴随着挣扎的。

实际上，19世纪20年代开始，茶叶出口贸易直线上升，“五口通商后，茶叶外贸口岸增多，欧美列强诸国商人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设洋行经营茶叶贸易，使中国茶叶出口量骤增。”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冬梅说。

但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茶厂，并没有孕育出一个近代伟大的茶叶厂商。他们带来了资本，但只是作坊式的工厂，建不了有成片茶园的茶庄。封建分散的小农经济阻碍了茶叶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在国际上，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的茶叶同中国茶竞争激烈。日本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甚至专门宣扬中国制茶“不卫生”。美国1883年后多次制定茶叶法，禁止劣茶叶、着色茶输入，限制中国茶输入。之后，英国人1890年起宣扬绿茶会喝坏人的肠胃。

尽管，民间学者彭慕兰研究当时中英经济后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中国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但差异的种子埋下后，差距就只等着时间显现。

1717年，英国金狮咖啡馆成为第一个对妇女开放的茶室，茶室成了当时单身女子会晤朋友而且不会令名誉受损的唯一场所，也是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发源地。妇女们可以在这里与启蒙思想家一起辩论妇女是否如男性一样拥有天赋的人权，以及是否可以参与议会的投票选举。

而中国，人们喝茶还只属于开门七件事中的生活调味品。天赋人权还只存在中国翻译家的书本里。中国没有赶上当时的班车。

从“国家专营”到“自主经营”

晚清覆灭、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稳定的社会环境终于给中国茶叶道路上的兵荒马乱画上了休止符。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好像一个轮回，中国又接近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那么中国茶叶呢？近三十年来，一度沉寂的中国茶可否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记者再次来到马连道茶叶城，打算在这个北方最大的茶叶市场寻找三十年变化的蛛丝马迹。

凌道农，39岁，来自茶叶之乡安徽歙县，家族茶叶店的继承者。他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茶商之一。当年，作为村里的生产队长和当地的露天电影放映员，他父亲生活规律但不富足。家里兄弟姐妹多，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轻人总想着多赚点钱。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消息传进了村子。茶叶由国家专营变为放开经营权限。他用村里的名字办了“七贤村茶叶厂”。经历过特殊的动荡岁月，这个敏锐的年轻人，坚持以村子的名字冠名自己的茶叶厂，“说起来是给自己找把保护伞，不知道哪天政策会变，有个挂名总安全得多。”

凌道农是他的二儿子，高中毕业前，没有出过县城。

1985年，凌道农看到电视里宣传万元户光荣。他惊诧地眨眨眼，暗暗得意，“那时候，我家早就不只是万元户了，而是好几万元户。只是不敢声张。”

原来在村里的老房子，又挤又破。三层的楼房，一口气修了两栋。靠着茶叶厂的火热，房子修建得很体面。他们一家三兄妹以及家属都和父母住在一起。

凌道农家的状态引发了很多乡亲的羡慕。附近开茶叶厂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直到一次，某省茶叶公司把上百斤的茶叶退还给了他们，一家人看着茶叶发愁。凌道农听从父亲的吩咐，走出省，来到山东开店卖茶。

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上海老乡的帮助下，他们家开始把茶叶销往海外。用统一的白色纸箱装茶，上面只有数字和代码，他记得这些茶就这样漂洋过海。“也就卖过一年，利润不高，就算了。”

去年，他把山东的茶叶店卖掉，来到北京。“老爷子在家里忙着带孙子，但心里还是希望来北京卖茶叶。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觉得来北京卖茶，有脸面。”他嘿嘿笑了两声。“孝顺孝顺，首先要顺嘛。”他笑着说只买得起这30平米的房，而半空中，一个狭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阁楼，就是他的卧室。

他觉得他在做的是一件“越来越孤独”的事业，村里的年轻人多半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老家的茶叶厂要雇年轻人工作，简直太难了。对于未来，他有点迟疑。

“再次崛起”的尝试

凌道农不知道，在马连道茶叶城里，据说拥有最大面积茶叶店的茶商也跟他一样，起步在一个三十平米的小屋。那是浙江的茶农，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来北京发展。找上吴裕泰、张一元，想给他们供茶，结果被挡在门外。

这也是要来中国的“心脏”卖茶的大胆商人。

他们勤奋灵活不服输，偶然在浙江听到专家说到“有机茶”的概念后，坚定地抱着这个理念发展。“老百姓现在最重视自己的健康。”

随着快速的发展，主人从一个浙江的农村青年也跃身为全国青联委员。他们对海外销售的话题没多少兴趣。“我们品牌在海外不灵，利润很低。好茶卖不出去，远不如国内市场的势头。”一位工作人员说，“海外贸易壁垒，口味不同，标准不同，这些都是走出去的问题。”

中国茶叶历史的前几百年，由官府书写。茶叶是外交手段，是政府现金牛，也是治理边疆的工具。但现在，茶叶仅仅是个放开的商品，按最大价值来算，中国茶叶一年产值1200亿元，不及江苏省钢铁企业三个月的产值。

百年间，茶叶从支撑清朝国库的大商品，成为了切切实实的小商品。


所幸，最近三十年，一位业内人士感叹，茶叶行业越来越有活力。“茶叶这个行业最大的变化是，由国有经济占主导，变为民营经济占主导。”

这也让人充满期待，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庆期待茶叶股的诞生，期待中国能有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茶叶品牌，最终，能打上自己的品牌，销往海外。他说，这背后，必须有被广泛接受的中国茶文化和标准做支撑。

正如准备扬帆海外的吴裕泰掌门人孙丹威所言，“茶叶推销要讲一个被外国人喜欢和接受的故事”。

数百年来，西方流传的经典故事绝不停留在“猎奇”和“有情节”。中国茶叶要讲什么样的故事，才能最终重新被外国人青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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