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许多方法描述历史。 只有摄影能使人们澄清偏见，记忆复活…… 法国人方苏雅以实证风格纪录了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现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出色的旅行家、摄影家。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 (中文名字方苏雅)，1899-1904年期间法国驻云南的最高外交长官。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 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 →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滑杆与洋伞 1899年 昆明附近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顶草帽的背夫 1903年 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人上人” 1899年 云南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 1900年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 “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 1898年7月14日 龙州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行到水穷处 1899年 广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狭窄的水道上，方苏雅一行人只能压缩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枪，7部照像机，4支手枪，3部中国阴历通书，3个秒表，1个晴雨表，4个温度计，5个指南针， 1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个双筒望远镜。当时法国外交部派他以驻云南府(今昆明)总领事的身份从广州去云南考查，途经广西和贵州。请注意光秃秃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方苏雅就在到云南途中对中国境内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庞大马帮 1900年 曼耗

       这是方苏雅第二次进入云南时弃船登陆的情景。这次他从越南老街出发，溯红河而上，在曼耗登陆。第一次从广西进入云南时他仅个人行李就有56个箱子，动用挑夫、轿夫两百余人；而这次他的行囊中还包括40多驮步枪、弹药和20万法郎的银钱，因害怕被抢劫而把钱藏在床垫里。

 

行进在“秀丽木桥”上 1900年 蒙自附近

       照片摄于到昆明途中。据方苏雅记载，这座通往沙滩的“秀丽木桥”长达350至400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从照片上看，方苏雅的队伍几乎将整座桥占满，人数总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卫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假虎威 1900年 昆明法国领事府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相关资料：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1903 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1935年7月4月病逝。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 “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