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庄晚芳先生提出“茶德”以后，对其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方面反映大家对“茶德”概念及其对我国茶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同，也表明“茶德”讨论尚处初期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

　　“茶德”内容的探讨，包括确定“茶德”基本规范和诠释基本规范涵义两个方面。对基本规范，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是庄晚芳先生的“廉、美、和、敬”；二是程启坤、姚国坤先生的“理、敬、清、融”；三是张琳先生的“敬、清、和、美”；四是邢湘臣先生的“敬、俭、和、乐”；五是程良斌先生的“和、敬、廉、健”；六是欧阳勋先生的“清、和、俭、冶、健”。对基本规范涵义的诠释，亦歧义纷呈，允不在此介绍。笔者认为，造成分歧的原因之一，是“茶德”内容的探讨无可供依凭的统一原则。因此，明确茶德内容的探讨原则很有必要。笔者试提出如下四个方面：1．“茶德”内容应反映茶性的特点茶是茶文化的物质核心，它的自然本性（茶性），对茶文化的基本特质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酒性的浓烈，决定了“豪爽、热烈”为“酒德”内容一样，茶的自然本性，如俭朴、精清、中和的特质，以及解腻、去烦、轻身、提神、解毒、致和的生理功效，应是我们确立“茶德”内容的基石。

       哲学价值论和文化符号论均支持上述观点。从价值论角度看，茶的价值，产生于茶的自然本性与人的需要的契合，所以，人们所获品茶价值感，固然反映人性特点，但茶性亦是决定因素。从文化符号论角度看，品茶精神体验，产生于人们对“茶刺激”（如茶的色、香、味和饮茶生理感受）的符号解释，此过程虽离不开人的符号系统状况，但亦离不开“茶刺激”本身的特点。例如，人们不能用“热烈、豪放”解释茶的精清、淡洁滋味，即不可能从茶中品出“热烈、豪放”的文化意蕴。由此可认定，“茶性”是品茶价值目标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品茶价值目标，是“茶德”的核心内容，故“茶性”对“茶德”内容的制约亦无庸置疑。质言之，探索“茶德”内容，须以茶的自然本性为依据，体现茶的“个性”，以免仅依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来谈“茶德”。

　　茶德”内容应合乎人性需要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情、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茶德”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茶德”应体现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品茶生活受人生观影响，高层次茶文化作为精神生活的特定形式，更有其人生哲学基础。比如，日本“茶道”在江户时代中期，就确立了“茶禅一味”的茶道观；韩国的“茶礼”，则受儒家文化影响，其核心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在《东茶颂》里阐述的“中正”思想。再如，我国唐代有道、佛、儒三种茶文化流派，分别以道家“虚静无为，崇尚自然”，佛家“明心见性”、“破我执”，懦家“仁爱”、“中庸”的人生理念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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